2006年正规期货配资平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永华在安徽黄山的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批排日账，这种记录家庭日常收入、开销以及记账者与家人日常行事的文献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史学界还没有一本系统讨论一个普通民众生活的著作。面对这一批排日账，刘永华一直思考的，是如何充分运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拨开重重迷雾，一点一滴地再现这些“小人物”的生活面貌。十多年之后，终于出版了《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力图透过近距离观察徽州一个乡民的生活世界——从农田耕作到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进而剖析出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有别于许多艰深的历史著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纪》显得更加“平易近人”。刘永华表示，他在写作时特意使用相对平实的语言，以期让更多的读者走近程允亨，读懂这个生活在中国东南部偏远乡村的普通人如何经历十九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
整体史与微观史的交叉
南方+：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账为主，你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之前没注意到的点？
刘永华：研究推进的过程，也是新知获取的过程，这些新知具体体现在十九世纪东南山区乡民的生计模式、生活水平和衣食住行，他们的生活空间、社会组织和关系网络，他们的时空感知、识字能力和读写实践及他们与衙门及其代理人打交道的方式等方面。
刘永华在访谈。
这个研究经历，已经为我开启新的研究计划提供了契机。我目前关注的明清乡里制度研究和民众读写问题研究，都与这个课题的研究存在内在关系，特别是前一个计划，可以说直接源自本书的写作。为了弄清程家如何与衙门及其代理人打交道，就必须对当地的乡里制度进行系统考察。
南方+：这些新知的获取是否会影响你未来的研究思路及方法？
刘永华：事实上，不单我对历史的一些认知被刷新了，观察历史的眼光也有了变化。排日账和我此前处理过的族谱、碑刻等史料差别很大，后者体现的大都是群体、组织视角，而排日账主要体现的是个体和家庭视角，这就要求采取不同的解读方法。
“个体层次的整体史”的提出，便是着眼于这类文献的上述属性。从处理排日账获得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解读日记、书信乃至相当部分的契约文书也具有参考价值。而这几类主要基于个体、家庭层次的史料，为我们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观察社会结构提供了不容忽视的研究视角和经验事实。
排日账页面。
南方+：你将《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定义为“个体层次的整体史”，并在写作时借鉴了微观史的写法。整体史和微观史各侧重于哪些方面？
刘永华：整体史与微观史来自不同的学术脉络。整体史是法国史学年鉴派在借鉴社会科学理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方法，倡导对历史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而微观史是由意大利史学家提出的，强调通过微观层次的考察，探知在宏观、中观层次难以观察到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
这两种方法一则重视生活面向，一则强调研究层次，观察角度不尽相同，但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交叉关系。年鉴派倡导的整体史研究，多为区域史研究，选取中观的观察层次。不过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者也常切换至微观的观察层次，如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就是整体史的典范之作，该书便结合了中观分析与微观诠释。书中对罗芒城起事进行了讨论，这一部分内容后来扩充成《罗芒狂欢节》一书，此书可视为微观史著作。
事实上，整体史体现了整体把握历史全局的诉求，这个方法可以同时应用于中观和微观层面，因此在微观史研究中，也不乏整体史风格的著作，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便是如此。
《蒙塔尤》。
南方+：你如何在写作中平衡整体史和微观史之间的关系？
刘永华：我在写作过程中，试图结合整体史和微观史两种写法，并参考了民族志，特别是《金翼》的写作手法。我的具体做法是，以主人公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经，以其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为纬，将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与大历史之间的交错、生活世界不同面向之间的关联编织起来。
我运用整体史的方法，背后还有一个考虑——我想借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人类学的整体主义诉求，毕竟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法，也启发了本书的写作。
学术诉求与大众趣味的平衡
南方+：阅读《程允亨的十九世纪》时，能感受到内容及其表述平易近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艰深的历史著作，请问你是否专门围绕史学的普及性做了文字上的调整？
刘永华：这本书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仅致力于史实的重建，而且试图与明清乡村社会的有关理论、看法展开对话。不过我在写作过程中，确实注意使用相对平实的语言，尽可能让关注小人物历史的大众读者也能读懂。
休宁溪口镇是程家买盐的地方。
书中前半部分的内容，处理了不少数据，可能让人望而却步，不过实际上我做的是比较简单的量化分析，读者基本无需具备专业知识。此外，读者会发现主人公的一生较为平淡，没有经历多少戏剧性的事件，这是实情。我认为，这恰恰是多数小人物人生的常态，如过分追求曲折人生，反而有悖常理。
南方+：你怎么看待史学的大众化？
刘永华：史学的大众化，我个人认为是个好现象。让大众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公民世界观的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有意义的。过去人们大多通过戏曲和小说了解历史，但历史不同于戏曲、小说，它讲述的是过去发生过的、真实存在的事情，这和《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是不一样的。
从认知的角度看，戏曲和小说的内容，大致不超出人类认知范围；而历史包含了人类未曾认知或暂时无法理解的经验事实，所以就公民教育而言，历史的职能是戏曲、小说无法取代的。当然，大众历史读物最好能做到在学术诉求与大众趣味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南方+：阅读微观史或个体层次的整体史，是否为普通读者读懂历史的绝佳路径？
刘永华：大众历史读物可以有不同的写作形式。去年出版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比较优秀的一部大众读物，其基本视角是宏观的。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微观史也是大众历史读物的一种常见形式。它的好处，是对历史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人生际遇进行近乎现实主义的重建，叙述具体而微，有较强的代入感。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之所以在海内外赢得数量可观的读者，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史确实为大众读者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
南方+：“一边读材料，一边学习”的习惯是否贯穿了你数十年来的治学历程？对年轻的历史学者有何具体建议？
刘永华：史学研究是一个求知的实践，而史学求知的核心，是从史料中上下求索。这一路会遇见不少拦路虎，遇见了就必须耐着性子，停下来补课，这一点恐怕连最博学的学者都难以回避。
刘永华。
大多数学者是高校教师，都必须承担相当数量的教学工作，因此真正投入科研的时间并不会太多，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渐成常态。所以我跟学生们聊天时，经常提醒他们，学生时代有完整的学习时间，是毕生知识积累最重要的时期，应该好好珍惜时光，多读书，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才能行高致远。
南方+：接下来有何创作计划？
刘永华：自2006年接触徽州排日账后，我逐渐将研究重心从原先关注的汀州转移至徽州，本书可以说是我在新园地耕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日后我仍将以徽州为主要立足点，依托整个东南地区，探寻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演进脉络。
上湾村。
目前我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明清乡里制度研究，希望能够推进对明清乡里制度演进轨迹及乡里组织与地域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另一项是民众读写问题研究，这是在从事田野工作和解读民间文献的过程中萌生的，这个课题属于文化史的基本问题，日后计划侧重从民众识字率估算与文字和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统筹：刘炜茗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正规期货配资平台